2022年高考结束了，虽然其中波折不断，舆情迭起，但大部分地区还是平稳渡过了新冠疫情背景下的高考。高考之所以受重视，除了涉及众多家庭，千万学子的前途命运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作为国家的基本考试制度和连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两个学段最关键的纽带，必须千方百计保障它的顺利进行。

　　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看【1】，我国高等教育经过1999年大扩招，迅速从精英教育阶段发展到大众化教育阶段，参照国际标准判断，到2019年中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去年（2021）的高考录取率为93%，报名1078万，录取1001万。本科（理科）最低线280分，专科就基本上没有分数线了。事实上，近几年来，很多省市未能完成招生计划，高校报到率也逐年下降，即便是“985”高校也出现了一批不报到的新生。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基本盘”早已巩固，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人去思考它的未来之路应该怎么走，如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又如何在保障公民受教育机会公平的情况下，兼顾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首先，高考制度必须坚持，招生制度必须改革。

　　中国的考试文化源远流长，而实践证明，高考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考试制度。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高考对于提升中国教育的质量，提升国民素质，选拔优秀人才，为国家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机会公平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高考这个社会人才流动的渠道，无数寒门学子通过努力改变了人生轨迹和命运，业已成为国家公平公正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必须要坚持高考制度不动摇。

　　最近这几年高考改革的消息不断，但主要是在考试改革上下功夫。高考改革既要改革考试，更要改革招生制度，如果只把重点放在考试科目、考试次数、各科分数权重和计分方式的改革上，难以改变应试教育和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全国高考时间统一，但各省试卷不统一，各省招生计划指标人数和录取分数线单独划定，录取比例不均等造成不同省份考生上大学的机会不公平。高考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招生制度的改革上，探索考试和招生相对分离，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招生计划指标制度，设计出适应社会发展并符合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对培养人才需求的招生制度。

　　高考制度必须坚持，招生计划制度必须改革！

　　其次，应当将高考的隐性功能显性化，试行招考分离。

　　从招考层面上看，考生本质上是通过高考这种形式以及分数这种纽带取得国家资助上大学的奖学金资格（非传统意义奖学金，可理解为大学生实际培养费的财政拨款，单个大学生缴纳的学费是远低于培养成本的）。只有理解高考这个隐性功能，将隐性功能显性化，很多人平时想不通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一般而言，办学质量与经费投入成正比。重点大学的办学经费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地方高校作为公立大学，其经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学费只是辅助部分，这是中国高等教育与其他国家以私立为主的高等教育结构非常重要的区别。以某市属高校为例，2017年财政拨款占总收入的比重为75.8%，学费占总收入的比重仅为21.7%。这也可以看出，每年的高考对考生来讲，实际上是通过高考分数获得国家资助上大学的机会，不同的分数对应上不同的大学，背后实际上是获得国家不同等级的奖学金资助金额。虽然上大学要交学费，但一流大学的学费收入可能还占不到实际培养成本的十分之一，前面的资料显示，地方大学的学费仅占到学校收入的五分之一。因而，考取国家奖学金的功能才是隐藏在高考背后真正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与公民受教育机会公平的底层逻辑。

　　但现在的高校在招录环节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从理论上说，不想招你就可以不招你。如果你符合条件，大学不招你就意味着剥夺了你获得国家资助上大学的资格，从法理上讲，国家并没有赋予大学这样的权力。目前的这种招录模式是影响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实行招考分离改革将会使高考公平迈上新的台阶，将会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高等教育需要过程公平，兼顾结果公平。

　　在高考保证上大学机会公平的同时，高等教育更需要过程公平。

　　“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屡屡被媒体报道，通过有关部门的努力，也查处了一批冒名顶替人员和幕后组织。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从高考分数录取的角度，这些冒名顶替的学生分数是低于该大学录取分数线，正常情况下是考不上该大学的，但冒名顶替者进入大学之后却基本上都顺利毕业了，有的在社会上还混的不错，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其实在某种程度反映了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和甄别能力还有待提高，严进宽出的模式不但导致学生一进入大学就放飞自我，也造成了实质上的高等教育过程不公平，过程不公平必然导致结果不公平，那就是即便远远没有达到录取分数，依然可以顺利毕业。

　　这其实也与近年来“双一流”建设以及建设一流本科专业，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努力相适应。这就要求高校不能站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要千方百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大学生学习的内生动力，要在竞争的态势下打破身份固化，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这样才能真正向着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方向前行。

　　第四，高考应成素质教育“指挥棒”，而非应试教育“导火索”

　　高考作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衔接点，必须兼顾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和选拔人才进入高校深造的两大功能。因而，第一，最大程度上规避功利化倾向，回归基础教育的提高国民素质功能；第二，最大程度上规避应试化倾向，就是不能通过大量的刷题猜题来应对考试，这样难以选拔真正的人才。事实上，功利化、应试化是一种见缝插针的人类天性，考试制度与法律制度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对其有制衡作用，就是对于人性的弱点逆向做功，而不是顺应甚至放纵这些天性。

　　高考应该是学生能力素养的全面测试，即应该是综合性考试。综合考试不是指各科试题的大杂烩或者集中版，而是设计成考察综合交叉能力的考试，比如物理与化学的交叉，生物与物理的交叉，历史与地理、政治的交叉，这对于学科交叉已经成为全球学术发展重要趋势，考察学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

　　高考还需要打破“标准化考试”的窠臼，“标准化考试”有利于考试组织和应对考试的教学，靠题海战术就能提高成绩，实际上难以甄别有创新潜力的人才。要逐步实现有参考书无标准化试题的考试新模式，彻底改变靠刷题和猜题来提高高考成绩的套路，只有注重全方位知识积累才可能考出好成绩，全方位提高国民素质。事实上只有这样，才能将高考变身为真正素质教育的“指挥棒”，而不是应试教育的“导火索”。（李志民，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