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科学家是怎么炼成的
2025-08-12 《中国人才》

  战略科学家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关键少数,肩负着引领科技前沿、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的重要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将战略科学家的培育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兼具战略眼光与创新能力的战略科学家需求尤为迫切。

  回顾我国科技发展历程,“863计划”倡导者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等战略科学家,凭借卓越贡献推动了中国高技术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其成长轨迹为破解当代科技人才培育难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我国科研人员研发新材料助力过氧化氢合成“即产即用”。图为相关科研团队进行催化剂制备研究 新华社发

  战略科学家成长密码:家庭教育、学校赋能、社会淬炼的协同共振

  战略科学家的成长,本质上是个人禀赋与外部环境深度互动的结果。从“863计划”倡导者到当代量子通信领域领军人物的成才轨迹,清晰展现了家庭文化的代际传递、学校培养、社会支持网络的系统赋能与制度创新生态构建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

  以王大珩为例,其科学启蒙始于家庭教育——父亲通过筷子在水中折射的日常实验,巧妙激发了他对光学的兴趣;而清华大学系统化的批判性思维训练,则为其奠定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根基。这种从家庭启蒙到学校培养的接力式培育过程,不仅传递知识,更传承科研精神、塑造战略眼光。

  当个体禀赋与国家需求历史性相遇时,往往能催生出更为强劲的创新势能。陈芳允在“东方红一号”卫星测控任务中,依托跨学科协作团队成功攻克信号传输技术难题;杨嘉墀参与“两弹一星”工程时,国家层面的制度性保障为其高风险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容错空间。由此可见,战略科学家的卓越成就,本质上是家庭传承、学校培育、国家任务牵引与政策环境支持共同编织的创新网络之果。

  深入分析可见,家庭培养不仅停留在物质支持层面,更深刻体现于精神传承之中。以王淦昌为例,他在回忆录中提及,父亲虽为中医,却常以格物致知的哲学思想引导他探索自然规律。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浸润,促使他在核物理研究中始终坚持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径,最终凭借这一方法论在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中实现关键突破。而陈芳允的家庭虽无显赫背景,其父却通过订阅《科学画报》等科普期刊,为他开启了无线电子学的兴趣之门。这些具体事例表明,家庭教育的多元型态与丰富内涵,为科学家的早期成长提供了丰沛养分,其影响已远超出传统认知中资源供给的单一范畴。

  战略科学家成长的制度创新:从创新科研管理范式到重构科研生态

  制度环境是战略科学家成长的核心“土壤”与关键“催化剂”。以“863计划”为例,其启动标志着我国高技术研发从分散式突破向系统化布局的关键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政策设计的前瞻性与资源配置的精准性——通过设立专家委员会、跨部门协作机制及国际合作窗口等创新举措,有效缩短了我国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前沿领域的国际差距。如光电子领域,王大珩团队仅用三年便突破激光器核心技术,这一突破正是得益于国家对实验室建设、人才引进的专项支持。

  从历史经验看,我国“两弹一星”工程通过集中资源突破关键技术,塑造了“十年磨一剑”的科研范式;面向当下,试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正逐步扭转“唯论文数量”的短视倾向,为原始创新预留了更充足的生长空间。杨嘉墀在航天自动化领域的突破,正是“目标导向、长效支持”科研管理模式的结果。国际经验亦提供重要启示:德国马普学会通过提供稳定资助与充分保障学术自主权,培育出32位诺贝尔奖得主,这提示我们需进一步优化科研生态,构建“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跨界协同是制度创新的另一关键维度。在量子信息、脑科学等前沿领域,技术突破已愈发依赖多学科交叉融合。美国“曼哈顿计划”通过汇聚物理、化学、工程等多领域顶尖专家,仅用四年便完成原子弹研制,其跨学科组织模式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实践层面,华为“天才少年计划”以高自由度、高投入模式孵化青年科学家,中关村“创新联合体”推动高校、企业、科研院所深度协同,均为跨界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此外,面对全球科技治理格局的深度重构,我国需主动搭建国际合作网络,通过“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等平台发起跨国研究计划,既提升国际科技话语权,又在开放竞争中锤炼本土科学家的战略视野。

  值得强调的是,制度创新需兼顾灵活性与稳定性。日本“诺贝尔奖计划”通过长期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在21世纪前20年培育出19位诺奖得主;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则以“高风险高回报”模式催生了互联网、GPS等颠覆性技术。这些国际经验表明,我国需建立“分类支持、分类建设、分类评价”机制:针对基础研究提供十年以上的长周期保障,为原始创新积累留出时间窗口;针对应用技术开发则采用动态调整的竞争性资助,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效率,根据不同类型研究开展分类评价,提高评价的精准度和效度。

  新时代战略科学家培育路径:构建价值引领——教能赋能——制度保障的育人体系

  培育战略科技人才,需要构建价值观引领—教育赋能—制度保障三位一体的全链条培育体系。

  首要任务是厚植科技报国精神根基:一方面将“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红色科技基因深度融入教材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科学家进校园常态化活动强化青年人才的使命认同。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科技英才班为例,大师授课+项目实践双轨培养模式,既传承科学家精神,又锤炼创新能力。在实践淬炼层面,可通过揭榜挂帅机制赋予青年人才重大科技任务主导权,推动其在芯片研发、光刻机攻关等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中锻造核心能力。北京中关村少年科学院的探索印证,青少年通过参与卫星设计、AI编程等前沿项目,科学志趣与创新能力实现显著提升,这种早发现、早培养的全周期培育模式值得系统推广。

  教育改革需突破唯分数评价桎梏,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网络。家庭教育应重点培育批判性思维与探索精神,通过科学实验、户外考察、研学游历等方式激发好奇心,拓展认知边界;学校教育需深化项目制学习改革,开设人工智能基础工程思维等跨学科课程,推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如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已探索出一条培养兼具人文素养与科技视野复合型人才的有效路径;社会教育则依托科技馆、创客空间等平台搭建实践场域,深圳南山区校企双导师制便是典型范例,通过将企业技术难题转化为学生研究课题,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耦合。

  在制度保障层面,需建立长周期支持机制。可设立战略科技人才专项基金,对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团队实施10-15年长周期稳定支持,避免短平快考核对原创研究的干扰。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的实践表明,对30个前沿项目给予十年期稳定资助后,其成果转化率较短期项目提升近40%,验证了长周期支持的有效性。

  此外,还需构建全球化视野下的人才选拔培育机制。可借鉴国际经验:新加坡通过智慧国计划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并在研究、创新与企业2025计划中专项设立跨境合作基金;以色列创新署支持科学家在初创企业与高校间自由流动。我国可在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开放高地试点改革,通过税收优惠、签证便利等政策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同时推动本土科学家深度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在合作竞争中提升战略思维能力。

  多维赋能:照亮战略科学家培育之路

  回望百年科技征程,战略科学家的成长轨迹,恰似一部由个人理想与时代使命共同谱就的壮丽史诗——既镌刻着个体对科学真理的执着求索,更交织着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的宏大叙事。从“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手起家创办长春光机所,带领团队攻克光学玻璃制备难题、为“两弹一星”工程筑牢光学根基的“光学报国”坚守,到潘建伟团队深耕量子信息领域二十余载、以“九章”量子计算机领跑全球量子计算赛道的持续突破,再到欧阳自远团队依托“天问一号”实现火星探测“绕、落、巡”三合一跨越的开拓性实践——这些标志性成就的背后,绝非单一个体的“孤勇”所能铸就,而是政策支持、资源配置、文化滋养等多维赋能形成的系统性合力,为科学家的成长厚植了沃土、注入了动能。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已从跟跑追赶的“已知区”,跃升至“无人区”原始创新阶段。这一阶段既无现成路线图可依,也无成熟技术范式可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突破性进展、碳中和目标下零碳技术的系统重构、深空探测的前沿探索等领域,正迫切呼唤一类特殊人才走上前台:他们既能把握科技发展大趋势,又能整合跨学科资源,以战略科学家的角色引领突破。以人工智能为例,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的跨越,不仅需要算法专家的深耕钻研,更依赖神经科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而碳中和目标的达成,既需要新能源技术的关键突破,也离不开能源政策、产业结构、消费模式的协同变革——这些复杂系统工程,唯有具备战略眼光、全局思维与跨界整合能力的领军者,方能提纲挈领、破局开路。

  面向新百年征程,亟需以历史经验为镜,构建更具包容性、前瞻性与适应性的战略科学家培育生态。既要厚植家国情怀的精神沃土,以“科学报国”的价值共识点燃科学家的创新激情;也要破除“四唯”倾向等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制度创新为人才松绑赋能;更要在全球科技竞争浪潮中保持战略定力,积极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同时牢牢坚持自主创新的核心地位。

  具体实践中,可通过布局“基础研究特区”,为顶尖科学家提供“十年磨一剑”的稳定支持与创新空间,以持续长期投入推动原始创新的厚积薄发,同时完善“旋转门”机制,鼓励科学家在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及政府科技部门间有序流转——例如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吸纳产业界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既促进科研与实际需求的深度对接,又通过实践反哺理论创新,从而形成实践—理论—再实践螺旋式上升循环。在这场关乎国家未来科技竞争战略制高点的关键战役中,我们需将战略科学家的人才势能充分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动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力。

  (作者黄小平为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管理学博士、副教授,刘慧慧为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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