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就要在科研上厘清“国家的归国家,企业的归企业”
2023-05-24 李志民

  科研“国家队”在新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计划经济时代一度承担着“救火队”的角色,并且取得了不少巨大成果。1958年,新中国造出了万吨远洋轮船;1959年,研制成功每秒钟一万次电子计算机;1965年,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尤其是两弹一星的成功,让我们见识到了借鉴前苏联经验,将科学技术与创新系统置于中央政府的统领之下,动员有限的资源向战略目标集中的巨大威力。

  计划经济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很多优势,但其背后的逻辑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只能把有限的财力用于重点突破,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科技发展管理模式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成功的项目多集中于大型工程技术攻关,在基础研究和涉及到核心技术(底层技术)方面几乎没有结果,对于经济和企业发展意义不明显,既政治意义远高于经济意义;第二,成功与否取决于领导是否英明,决策正确很关键,至今没有权威的数据展示取得上述成果以及失败科研项目所动用的资源相关数字,换言之,科技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到底如何,难以估计,而在一俊遮百丑的话语下,我们听到的都是成功。第三,由于当时大量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必须服从“需要”进行研究,客观上降低了在其它领域自主创新的可能。当然,受限于当时的经济实力所带来的科研投入以及科研人才匮乏、存量科技资源欠缺等诸多问题,能够取得任何重大科研成果都是难能可贵的。

  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研财政投入不断增加,我国的科技发展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至少三个大问题:第一,由于我们经历了多年战乱和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科研基本间断,很多科技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科研起点较低,不得不以发达国家的科研成果为目标或者模板进行学习甚至照搬,这使得不少科研人员出现了对西方科研模式、成果的“盲目崇拜”和路径依赖,自我创新意识受到了极大的压制,陷入了“拿来主义”的窠臼,直到目前仍然是困扰中国科研发展的问题之一。

  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非常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在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在总纲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然段中,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样的修改,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即便我国社会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企业的科技研发投入积极性并没有真正调动起来,类似的情况在我国教育、科研领域以及管理模式、思维仍然存在较多的计划管理特色。只有在企业成为科技研发投入的主体后,企业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才能真正发挥。

  第三,改革开放之后的“用市场换技术”方式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大大促进了我国工业的进步和发展,但带来的后遗症不容忽视,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达成了“造(研究)不如买,买不如租”的社会共识,企业只注重市场和模式上的创新,而不重视自主研发,这也是当前“经济与科技两张皮”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当时引进了大量的落后或者被淘汰的生产线,后期虽然有所改善,但我们交的最大学费在于,由于过于依赖国外技术,造成了我们企业对于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轻视,直接导致核心技术难以掌握,这才造成了当前“卡”脖子的恶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科研的计划管理并非灵光,中美贸易战中让国人群情激奋的芯片就是显著的例证。可能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起步非常早,即便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国家对电子工业都非常重视。

  早在1955年,北京大学就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半导体课程;1957年,京东方的前身北京电子管厂拉出了中国第一根锗单晶,同年,王守武、王守觉这对兄弟科学家研制出了中国最早的半导体器件—锗合金晶体管。1965年9月,在上海冶金研究所和上海元件五厂共同努力下,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块集成电路。这个成绩比美国晚7年,和日本相当,比韩国早10年。应该说,直到改革开放前,由于没有外来输入,整体上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一直处于发展的过程中。

  改革开放之后的“技术换市场”以及对于国外技术的盲目崇拜,极大地压制了我国自主半导体企业(产业)的发展,虽然经历了80年代的“531”计划、90年代的“908””909”计划,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最终收效微乎其微。

  与之相对应的是,类似于芯片这样的产业专利技术几乎完全掌握在其他国家的企业手中,其升级换代也是几乎都是市场行为,集中体现了市场经济模式下,“计划”科研的局限性。更为明显的例证则是华为的5G和海思芯片,尤其是海思麒麟芯片(最近因美国制裁而被迫停产),明显是在商业预设下的战略产品,这种在产业一线的敏感度和嗅觉,不是国家科技部门能够预先“计划”的,只能依靠企业家和市场化的力量,而这也恰恰也是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由。由于数据鸿沟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计划经济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实现灵敏反应,在科研上也是如此,假如大包大揽,不但疲于奔命,而且会造成企业无视科研或者核心技术的又一轮恶性循环。

  由此,我们再回到本文的主题,科研“国家队”到底应不应该充当产业“救火队”的角色,从过往的历史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非(国防安全)必要,最好不要。在科研方面,应该厘清“国家的归国家,企业的归企业”(里面会有交叉,但侧重点不同)。

  一方面,属于企业的事情必须由企业来承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在还前面几十年漠视产品核心科技和自主创新的历史欠账,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来说,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是一件好事情。

  企业应该尽早构筑自己的专利和技术护城河,这条河越宽阔,自己越安全,越处于产业上游,挣钱也越容易;反之,则会处处受制,朝不保夕。

  另一方面,科研“国家队”应该在影响国家经济战略、新兴产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攻克若干关键难题,尤其是在基础科研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方面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径,新科技。

  说到底,想要不被“卡”脖子,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只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才有反制的资本,这才是科研“国家队”真正要解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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